民国石家庄的社会百业
随着石家庄城市化进程的启动，原农业生产的耕地被城市的工厂、商店以及服务业所占用，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加大，原来单纯的经济结构不复存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石家庄工商业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了大量新职业和新技术领域，社会职业日趋分化多元，各个新社会阶层逐渐形成。
城市行业分类越来越精细
随着城市化的逐步推进，石家庄出现了运输、金融、商业、工业、建筑、市政、司法、医疗、文化娱乐、学校教育、新闻传播、三产服务等职业界别。由于石家庄城市市民的职业结构日趋复杂，类别数量也越来越庞大，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行业属性越来越专门化。
根据《石门指南》、《石门新指南》、《石门市事情》等记载，民国时期石家庄出现的主要职业类型有：金融业的银行家、会计师、职员、银号掌柜、典当商、钱庄助理；运输业的火车司机、汽车司机、铁路维修工、乘务员、售票员、转运商、账房会计、装卸搬运工、马车夫、人力车夫；批发和零售商业的粮商、煤商、棉商、布商、皮货商、杂货商、糖果糕点商、书商、盐商等各类经销商；服务业的旅馆店员、饭店厨师、裁缝、理发师、洗衣工、印染工、修表工、修鞋匠、摄影师、佣工、搓澡工、清道夫、粪夫；医药业的西医、中医、镶牙师、护士、药剂师、药品商；娱乐业的影剧院经营者、演员、电影放映员、老鸨、妓女；建筑业的房屋设计师、承包商、建筑师、瓦工、木工；邮电通讯业的话务员、电报员、信差、邮递员；近代工业的纺织工程师、纺纱工、织布工、漂染工、电工、车床工、铸工、锅炉工、化验师、炼焦工、炼油工；手工业的铁匠、编织艺人、自行车修理工；教育界的校长、教师；新闻界的编辑、记者、播音员、排版工、印刷工、报童；地方政界的各级官员、公务职员、警察、检察官、法官；此外还有律师、翻译、军人等诸多职业。
上层职业者收入丰厚，地位显赫
石家庄区域性商贸集散中心和区域性工业制造加工中心的形成，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职业的变化，并按照社会不同功能的需要出现了社会分层结构。由不同功能形成的社会分工，在客观上存在着职业收入、职业权利、职业地位上的较大差别，因此石家庄城市职业明显被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层次。
构成上等层次职业的有市政当局、大工厂、大商业、大银行中为数不多的官僚、企业家、总经理、董事长、技术专家、大股东等，像警察局长、市商会会长、市财政委员会的委员、大兴纱厂经理、厂长，元吉盐店经理，正丰公司经理，保晋公司经理，新记电灯公司经理，聚丰面粉公司经理等各大企业的经理、董事长、大股东。这些上层职业的收入相当丰厚，正丰公司外籍矿师月薪1250元，石家庄炼焦厂外籍工程师月薪720元，大兴纱厂的企业管理者们除了股息分红之外，董事、经理、厂长及中层管理人员，每人还拿年俸1650元至2400元，董事、经理、厂长车马费每人每年500元，红奖200元至10000元。例如，经理徐松滋一人一次（年终）拿红奖即二千元，总经理苏汰余拿一万元。在这些上层职业者中，有些是家底殷实积累丰厚的外来投资者，其中也不乏暴发户，即徒手起家的外来移民。
不同于其他传统转型城市的职业分化，石家庄的主要特点是大量外来工商人口占主导，本地土著地主富绅投资或经营新式工商业者所占比例不多。正如《石门指南》一书所说，“石门人民，以各地侨居者为最多，本地人不及十分之一”。像货栈商人周维新、房产商人李汉卿之辈，在城市化之初怀着冒险心理，大胆地踏入石家庄这个创业城市，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快速发展成为石家庄各行业中的佼佼者。正如报纸评论所说，在石家庄“操纵此间之商务者，率皆外来之徒手党”。这些新生资本家不仅对石家庄城市经济产生过一定影响，并且通过自身经济优势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由于他们的社会声望和显赫地位，加上手中拥有的经济实力，往往又获得某些政治权利。因此，石家庄上层职业的从业者虽然人数不多，对石家庄城市社会发展却具有较大影响作用。
中层职业者多有新式教育和技术培训背景
民国时期在石家庄城市社会中，构成中等层次职业的有会计师、银号掌柜、典当商、转运商、账房会计、批发和零售商业的各类商人、医药业的医生、药品商、影剧院经营者、承包商、工程师、学校校长、教师；报社编辑、记者、公务职员、警察、律师等诸多职业。
在近代石家庄城市中等职业中，有些属于旧式传统职业，如银号掌柜、传统店铺商人等，他们多数是随着区域性经济中心调整，被石家庄新兴区域性经济中心吸引而来的，伴随着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他们在经营对象、经营方式、组织管理模式等方面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改变，也都开始向新式商人转化。
在城市中等职业中更多的是近代新生职业，随着近代交通、商业、工业、金融、娱乐、医学、教育、媒体、市政、司法等行业的发展，一些专业化、知识化的新职业在石家庄逐渐出现，并且日趋增加。由这些新职业的专业化、知识化特点决定，从业者一般都需要具有新式教育的经历或专门技术培训的背景，有些职业的准入和晋升尚需通过考试门槛。他们属于石家庄新式职业的知识阶层，由于受自身职业和社会地位所左右，他们思想观念比较进步，呼唤社会进步，寻求制度保障，谋求法律佑荫，鄙视封闭向往开放，因此对城市文明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石家庄城市中等职业者人数所占比例远远不及下层职业者的比例，但却构成了城市市民阶层的中坚力量。
下层职业者人数众多，收入微薄
在民国时期的石家庄城市社会中，构成下层职业的有各类新兴产业工人，如火车司机、汽车司机、纺纱工、织布工、漂染工、电工、车床工、铸工、锅炉工、装卸搬运工、炼焦工、炼油工、排版工、印刷工、维修工、建筑工、木工、乘务员、售票员、信差、邮递员、报童等；各类商业和服务业的店员及售货员，如饭店厨师、裁缝、理发师、洗衣工、修表工、话务员、电报员、佣工、搓澡工、马车夫、人力车夫、清道夫、粪夫、妓女等；各类手工业劳动者，如铁匠、编织艺人、自行车修理工、修鞋匠等；各类民间演艺人，如说书的、唱戏的、耍杂技的、玩魔术的等；各类小商小贩；杂役和零工等，一般都属于城市下层职业。从事城市下层职业的人数众多，他们构成了石家庄城市的建设大军，但是，这个职业阶层的收入比较微薄。
在上述城市职业之外，还存在着大批无业和失业者，即城市中的游民阶层。有的学者把近代城市中以乞讨为生的乞丐，视之为带有职业化倾向的游民。石家庄城市乞丐属于游民中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总之，民国时期石家庄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地位确立，加速了石家庄城市职业结构异质化和复杂化的过程，新生市民阶层已经诞生，而且工商业居民基本构成了城市居民主体。但是，石家庄尚未完成属地农业人口的彻底转化，依然存在着许多转化中的半农半工或半农半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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