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石家庄的广告
在近代石家庄城市化过程中，工商广告逐渐成为营销的重要手段，各类广告确有铺天盖地之势，据《大公报》记者描述，石家庄大街小巷“大赛卖、大廉价之市招，几充满眼帘”。但是，在此之前，“广告在石门好像不被人怎么注意，过去物价上升商品缺乏的时候，一般商人不但不甘心作广告，同时多有‘有货不怕没人买，反正越搁价越涨’”的心理。随着市场商品竞争的逐步加剧，各类商品广告也就应运而盛，据《石门日报》一篇《闲步街头话广告》文章报道：“各商号竞争式的‘大牺牲’、‘大甩卖’、八扣、八五扣、九扣，也都开始了”。
各行各业的广告无孔不入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商贸集散中心，利用广告进行沟通产销宣传的批发商和转运商众多，煤矿和炼焦厂的广告首屈一指，传播范围极其广泛。大兴纱厂的产品广告、砖瓦建筑材料广告以及货栈、转运、煤油店、粮店、煤店的广告层出不穷，媒体形式极其丰富。繁华街市的金店、电料店、皮毛店、纸张店、文具店、书店、徽章店、五金店、木器家具店、布店、绸缎店、西服店、鞋帽店、茶叶店、点心店、酱菜店、纸烟店等专门性商店的广告铺天盖地，传播频率极高。医院、药房、药品、治病（羊角风、半身不遂、皮癣）等医疗药品广告多如牛毛，受众颇感有大吹大擂之嫌。照相馆、浴池、理发馆、饭店等服务业广告无孔不入，传播手段五花八门。电影、戏剧、赛马会等娱乐业广告更是大张旗鼓，令人目不暇接，极具诱惑。
大众传媒刊发的广告以及收费
民国时期石家庄商业广告的大众媒体，主要是由电台广播和报刊杂志构成。据一份《石家庄广播电台关于报送听户数目、收听费、广告费的呈及平津区广播电台接收专员办事处的笺函》的档案记载，1946年3月石家庄广播电台收听户数达到3400户，每月广告费收入约为40万元。报刊广告中，报纸广告的影响较杂志为大，《石门月刊》、《井矿月刊》等刊物均因发行量以及所刊登的广告量极小，根本无法与报纸抗衡。仅就报纸广告而言，《石门日报》、《商报》、《华北新报》因发行量等缘故，比其他小报的影响略胜一筹。石家庄的广大企业家普遍感到《实业公报》、《华北新报》对他们影响更大一些。由于商家“渐知报纸之效用，遂相继刊登广告，并纷纷订阅”。
广告收入与报纸发行量紧密关联，广告是报纸收入的主要途径。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当时都是商业化运作，招揽广告是获利的一种主要手段，也是赖以维持报纸生命不可缺的办法。30年代的《商报》、《石门日报》，其广告量有时竟达到全部版面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有的小报纸对刊登广告管理不严格，相对正规一些的报刊对所刊登广告内容有具体规定，譬如，石门新报社的《规程》规定：广告文责概由广告主自负，“广告内容如有妨害法令或涉及他人名誉，足以引起纠纷之广告，本报得酌予编改，或令觅具铺保，经本报认可后始能刊登”。为了鼓励广告主长期在报纸刊登广告，以增加报社广告的长期合作伙伴，有的报纸特别设立了价格打折的优惠措施。例如，《石门新报》的《广告简章》第十一条规定：“本报为优待长期广告户，在一月以上者九扣；三月以上者八扣；六月以上三年以下者，另有广告合同，其办法面议。”具体报纸广告价格，请参见表1：《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石门新报之广告价格表》。总之，办报并不能挣多少钱钱，办报主要依靠着刊登广告，通过让商民认识报纸，感知广告，最终“渐知报纸之效用，遂相继刊登广告，并纷纷订阅”。
民国时期石家庄整体报纸广告的收费亦不高，普遍低于京津。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正如本地最大的报纸《石门新报》经理部的总结一样，“广告收费较京津报纸低廉”，就在于报业对广告市场培育的战略考虑，即“为求商业广告之普遍化，并辟商业小广告栏，收费低微”。作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工商广告占到广告总量的80%以上，这充分说明了报纸广告与地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也证明了报业谋求拉动当地商业广告业务量长期增长的思路和举措的远见性。其二，广告对石家庄本地报纸生存而言，不可或缺。但是，长期的广告低价状况，与本地报纸自身销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由于销量少，发行面窄，广告产生的影响力就小，对推销效益产生作用不大，这才导致商家“主动刊登广告的也不多”，于是，报社只能费尽心思，到市区内各家商号挨门挨户地说尽好话，求登广告。这才是报纸广告收费低于京津的最真实、最直接的原因。
广告形式与广告人
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广告形式除了上述的电台广告和报纸广告外，还有电影广告、日用品广告、户外街头广告、流动广告等也十分盛行，例如，橱窗广告、招牌广告、车辆广告、器物广告、赠品广告等。最时髦的是霓虹灯广告，最为简单的广告形式是包装纸和传单，不少百货店、布店等小型商业企业就是利用包装纸、传单广告，扩大商品销售额，并且采用到市郊区和周围各县粘贴广告，大力宣传，以招徕顾客的方法。也有的企业通过广告招聘工人和职员，招工广告屡见不鲜。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之中，都普遍运用了广告手段，40年代初虽然汽车在石家庄还很少，但是已经出现了驾校招生广告。
在石家庄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广告业界也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广告制作人，例如，休门镇人赵育民“善作擘窠大字，常为商家书写匾额，用笔苍劲而文”；潘德根“乃擅长于广告画，潘氏为故都人士，业商于此，本市各商店及石门新报广告画，多处于潘氏之手，亦别具一格”。在繁华街道的主要店铺门口，一般都能够见到像华世奎、赵士恒、何子丰等名家书写的商匾。但是，从广告制作的工艺水平分析，街头广告和门首广告多是出自匠人或者商号自家绘制，色调不谐和，画面呆板。石门广告业尚不发达，几家广告社多是油漆业改行，出品粗俗。构图精湛，色彩调和，字体均整，够上广告味儿的实在不多见。
广告管理与广告影响
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广告管理，一直由警察官署负责。在抗战前，凡属在自有建筑物或界限内的广告，传单和用人分散或邮寄的各种印刷品广告，以及在指定张贴处的纸质广告，均可自行办理，不必经过官署批准。凡属公共建筑物上、公共路旁、他人建筑物上的特制广告，以及以饰牌、音乐、彩灯或其他标志结队巡回于街市的游行广告，须先呈请当地主管部门核准。民国二十九年，石门市警察所制定了《广告物取缔规则》，根据规定，做广告者必须将设置时间、设置式样、设置地点、设置者情况等，详细呈报警察官署核准后，方可设置。
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化的推进，无疑是本地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在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广告已经成为各类商家宣传推广商标和展开营销的重要手段，在营造商业氛围、促进工商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告业发展的状况，既是民国时期石家庄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客观反映，又折射出当时石家庄经济环境中企业激烈竞争的水平和状况，更是对市民观念城市化产生潜移默化作用的一种无形力量。正如西方学者所言：“由于难以将广告对总体消费的冲击与众多的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区分开来，我们做出有意义的概括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广告业作为对消费产生强烈影响的一种经济行为，在不断产生出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断地提升着市民的生活品质，对城市新生活起到了引导示范作用，推动着新时尚的广泛流行。所以，广告在促进民国石家庄城市经济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对影响市民转变社会生活观念起到了间接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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