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的电信业
近代石家庄电信业的兴起和发展，为石家庄军政中心和工商企业提供了快捷的信息沟通手段，不仅方便了商贸交易活动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同样，方便快捷的近代通讯手段也促使民用电话数量迅速提升，电信业务使用在工商业的普及，也极大地提高了电讯业的利用率，促进了近代电信业的发展，对近代石家庄城市功能的改变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石家庄最早的电报房隶属上海电政局
随着外国列强对近代中国侵略的加深，电报这种通信方式也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带进了中国。最早是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将日本长崎至上海的海底电缆接至吴淞口外的大山岛，由此通过与上海英租界的电报局相连，实现了国际电报的收发。此后英美等国电信公司的线路也陆续进入中国，西方人相继在中国开办电信业务，而电报则是其中的一项。清政府于1877年在津沪之间连通了电报线，这是中国自办电报业务的开端，到1899年，清朝政府在国内先后建成数条电报线路，基本构成了一个干线电报网。
石家庄随着铁路开通和近代工商业的兴起，近代电报、电话在此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1904年清朝地方官员开始筹办近代石家庄的电报局。1906年正式建立了石家庄“电报房”的机构，起初电报房与邮政局一样也属官办性质，隶属清廷邮传部管辖。当时“电报房”的办公地址位于京汉铁路以东，介于石家庄村与休门村之间，电报局就设在这条刚刚兴建起来的街道西头路北的小胡同里，后来正是由于电报局坐落在这条街道，所以，民国以后将其正式命名为“电报局街”。这与如今烟台市“建德街”的命名如出一辙，当年因烟台电报局的办公和业务选择在这条刚形成的街道内，当年烟台这条街道由此得名“老电报局街”。
起初的石家庄“电报房”设备非常简陋，仅有一部老式的有线莫尔电报机，北方干线直通保定，“电报房”设有人员9名。到1907年正太铁路建成通车后，电报业务量骤增，于是“增装了南通郑州、西通太原的有线报路的莫尔氏报机两部”。“电报房”晋升为“电报子店”，当时，石家庄的电报业务隶属于上海电政局管辖。
石家庄二等电报局的业务种类与形式
民国建立后，民国政府在南京建立了交通部，下设电政司，负责全国电政管理。为了满足迅速增加的电信用户需求，石家庄又修建了通往北京等地的数条通信线路，其线路总里程增加到了1915里。
随着石家庄电信业务量的增长和营业收入的增加，1916年8月，交通部将石家庄的“电报子店”晋升为二等电报局。任命了袁克正为局长，并正式将石家庄电报局划归为北京特等电报局管辖。1923年，坐落在石家庄电报局街22号（后为65号）的电报局建筑正式竣工，其门楼正中上方镌刻了“电报局”三个大字。院内有10余间平房，莫尔斯电报机5部，在石家庄发报可通达沧州、太原、郑州、保定以及北京。到20年代，担任石家庄电报局局长的是吴大麟。据1948年3月8日的调查报告记载，在七七事变前，石家庄电报局由局长1人，事务员1人，报务员10余人，报差与役伕数名。其局长薪水最高，为120元，薪水最低的为10元。
当时石家庄电报种类有政务电报、公务电报、普通电报、特种电报4类。所谓政务电报，即各级政府、国民党党务、军队、外交官员等寄发使用的电报；所谓公务电报，即交通部电政司电信业务人员寄发使用的电报，这属于不收费的电信系统内部的电报；所谓普通电报，即社会各界人士一般情况都可以正常寄发的电报；所谓特种电报，即报经交通部审核批准发给凭证的新闻类和公益类两种电报，这是价格上最优惠的电报类型。当时发送的电报形式，有中文明语、中文密语、洋文3种。
因为电报类型不同、发送方式的差异，电文中每一个字的价格亦有区别。据《石门指南》记载，当时石家庄电报中每个字的价格是：采用中文明语的政务电报为银元五分，采用中文密语的政务电报为银元五分，采用洋文的普通电报为银元二角；采用中文明语的普通电报为银元一角，采用中文密语的普通电报为银元二角，采用洋文的政务电报为银元二角；采用中文明语的特种电报为银元二分五里，采用洋文的特种电报为银元五分。
石门电话局的开办与长途电话的开通
随着石家庄区域性商贸中心的兴起和发展，工业、金融、交通、商业等各行各业都纷纷向商会提出兴办电话业务的要求。
据档案资料《警察所警佐拟请安设电话转详卷》记述，1915年石家庄警察所就向获鹿县提出了安装公用电话的申请。警察申请安装的电话，并非是提供给公众使用的民用电话。所以，直隶军务巡按使曾对其申办“公用电话”提出质疑，指出既然为行政效率等因起见修建专线自属可行，而如果叫做公用电话，那么其性质就是为公众提供使用的，建议更名为“专线电话”，不能称为“公用电话”。
石家庄最早的电话出现在1919年，不过起初只办理长途电话业务。长途电话局设在桥西杨树胡同北端的德胜街第49号，属于私商入股的官办性质。设备极为简陋，只有磁石式单线座机1台，有通达保定的单线电路一条，仅有人员6名，隶属省府保定管辖。因电线路数极少的缘故，长途业务受到很大局限。
1932年，石家庄商会会长张庸池代表众多商号，提出了筹办合股经营的电话局申请。1933年经民国政府交通部批准，石门电话局获得了经营30年的营业执照。这家商办的电话局，集资50股，每股100元，共计5000银元，它坐落在南湾街19号院内的二层楼上。1932年3月开工新建，1933年初正式建成营业。石门电话局首开市内电话通讯之先河，当初拥有20余名员工，其中接线生10人，线务工4人。开业初始，设有100门磁石交换机2台，1934年又增装了磁石交换机2台。服务对象除军队、公安局、政府官员之外，主要民间的用户都是煤店、布店、粮店、金店等商号。
日军军管与电报局、电话局合并
1937年日军占领石家庄，电报局、长途电话局、商办电话局全部停止营业，此后本市的全部电信业务被日军军管。1938年7月30日，驻华北日军在北平成立“华北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随后，驻石日军亦将石家庄的电报局与电话局合并，在电报局街22号院成立了“石家庄电报电话局”，其业务统一归由华北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统辖经营。石家庄电报电话局局长由日本人久保龙生担任，下分为四课：电报课、电话课、庶务课、试验课。职员达到59人，其中，日人14名，华人45名。
据《石门市事情》记载，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日文和中文电报每月的发送量约在15000件。长途电话成了殖民统治者治安警备和行政推进的实用工具，作为军事行政中心的石家庄，成为真定道行政公署所在地，故此长途电话在1941年得到迅猛发展，据档案资料《石门市公署三十年度建设科工作报告》统计，石门市公署当年就架设和连通了道——正、道——获、道——元、道——栾、道——市、道——特等七条电话线路，共计新建线路为30.6公里。到1942年3月，石家庄电话用户达到1313家。
20世纪40年代初，石家庄市外部长途电话以一次通话3分钟计费：石家庄至北京1.20元；石家庄至天津1.50元；石家庄至保定0.60元；石家庄至济南2.00元。据《石门新指南》记载，1942年石家庄发往北京、天津、保定、定县、顺德、邯郸、丰台、塘沽、唐山、通州、沧州、临榆等地的电报，5个字收费2角5分，每增1字加收7分。石家庄发往太原、榆次、阳泉、临汾、运城、开封、彰德、归德、青岛、济南、烟台、德州、周村、龙口、济宁、徐州、海州、连云港等地的电报5个字收费5角，每增1字加收1角。石家庄发往上海、南京、汉口、满洲、蒙疆等地的电报5个字收费6角，每增1字加收1角2分。石家庄发往日本、朝鲜、台湾等地的电报5个字收费1元2角，每增1字加收2角5分。
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华北基地石家庄的电信发送能力，1940年7月1日又在朝阳路西头，设立了“石门无线送信所”，后改称为石门电话中继所，安装了100W、200W无线发报机各1部，用以与北平、太原的通讯。1943年3月占用原来石家庄村殷家老坟地和于家菜地，又在日华大街（中华大街）3号，动工新建了石门电话局。新装德国西门子步进自动交换机1500门，长途交换机4台。到日本投降时，石家庄电报电话局拥有有线、无线、载波电报设备46部，有线、无线电路23条。全局员工为311人，其中日籍有124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石家庄电信业务迅速萎缩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全部接收了石家庄的电信设备和机构，由接收委员会办事处委托杜德明担任代理局长。杜德明是河北枣强县人，老家有50亩土地，其父在北平开设一家成衣店，他一直跟随父亲在北平长大，在北平上学。中学毕业后，在北平电信局工作曾任收发员，后来参加北平会计培训班学习，毕业后任电信局会计员、会计主任、助理员等职务。七七事变后，他又考入华北通讯学院学习电学，1939年毕业后，被指派到石家庄电信局担任报务员、报务调理员。日本投降后他先被任用代理局长，后来便转为正式局长，直到解放。
国民党接收之后，该局改称为“交通部石家庄电信局”，被确定为一等乙级局。据陈铁安在《解放前石家庄的电信通讯》一文中回忆说，1946年6月以后，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石家庄东、西、南三个方面电报通信全部中断，只有北部的有线可通北平。电信设备利用率减低，通讯范围缩小，业务收入减少，主要为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团体、官员公馆使用。局机构压缩为业务课、工务课，业务课下设报务股、话务股；工务课下设机械股、线路股。此时的电信业务完全处在亏损状态下，电信运营全部要依靠北平管理局补贴来维持。由于经营状况每况愈下，1947年1月经北京管理局核准，石家庄电信局由一等乙级局再降为二等甲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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