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民：获鹿知县谢鉴礼的传说
核心提示：谢鉴礼，字方塘，号半亩山人，贵州遵义县人。著名书画家，画以墨竹闻名，画上多配自做诗词，有兰竹谱行世。清代末年曾任获鹿县知县，识时务，有较好政绩口碑。民国时期，关于知县谢鉴礼的传说颇多，褒贬不一。但是，确有一些口头流传属于以讹传讹，与原有事实产生很大偏差，甚至完全相左。
知县谢鉴礼有较好口碑
获鹿知县谢鉴礼在任时，比较爱民，而且相对清廉。据民国时期的史料记载说，他“明敏时务，不贪非义之财。善折狱，判下无称冤者”。所以，在百姓中有较好口碑，大多数人称他是一位“好官”。谢鉴礼还是一位书画家，他的书法、碑文以及墨竹、兰草，都成为后人争相收藏的珍品。
民国时期，民间产生了一些关于谢鉴礼为官爱民的传说。据《获鹿乡土教材》记载，当谢鉴礼卸任调离获鹿时，百姓们听说他要走，为表达感激之情，便倾城相送，送出城外十多里地，仍有几十人跟着轿子洒泪前行。谢鉴礼一次次下轿作揖阻拦，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众人无奈，便蜂拥而上，硬是脱去了谢鉴礼的双靴，抱回获鹿，挂于“迎恩门”（县城东门）的瓮城，以示永远思念。
“谢鉴礼调解石家庄、休门两村合并，取名石门说”子虚乌有
关于褒奖谢鉴礼的传说中，最为离奇的一则就是他“调解石家庄、休门两村合并，取名石门说”。谈到石家庄改名石门的由来，许多著述都沿用了这个传说。例如，《石家庄近代史编年》记述为：
1925年8月29日，“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第1273号指令，批准石家庄建立市政公所，因石家庄人口不足，遂将休门、栗村二村并入，因休门是大镇大村，又因名称问题发生争执。在获鹿县长谢鉴礼的调解下，休门、石家庄二村各取一字，称石门，方使问题得到解决。石门之称即由此始”。
其实，这是一例典型的以讹传讹。经查有关传说的记述，源自赵育民的一篇回忆录。赵先生20世纪二十年代曾任石门财政委员会的会计主任，80岁时他在《石门商会和市政公所的缘起》的回忆文章中说：
“1925年姚梦梅出面召集石家庄铁路车站附近的石家庄、休门、东北栗村、西北栗村的士绅开会，商量成立石家庄自治区，脱离获鹿县管辖。参加人有石家庄的尹洛在、于风书；休门镇的赵中立、赵文斋；东北栗村的任威容；西北栗村的姚汉章。当时休门是一个大镇，赵中立、赵文斋等人不同意合并后的名称叫石家庄，互相争执不下。后经获鹿县知县谢鉴礼调处，定名石门自治区。”
后人之所以对赵育民这一段民国时期的记述信以为真，原因有二：首先，在于他曾任石门商会文书以及财委会会计的身份，可以视为重要的当事人；其次，详细记述了参加调处会人员的具体人名，可谓言之凿凿。故此，人们很容易对他的记载产生不容怀疑的信赖感。一般来说文史回忆录之类的作品，由于它补充了比较具体的历史细节，有不少内容可作为史料使用，特别是当事人的回忆应该说它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但是，对赵老先生这段回忆，全信亦不可。因为赵老先生撰写回忆录时已为耄耋之年，追忆以前民国的事情，特别是时隔60 年前的事情，不可能是对回忆人物事件的丝毫不差的再现，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出现差错的可能。
上述回忆内容的最大错误就是，获鹿县知县谢鉴礼调处的情节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因为曾任获鹿县知县的谢鉴礼早于民国二年（1913年）逝世了，在1925年石家庄筹备“市自治”时，已经去世12年的谢鉴礼，怎么可能出面调解石家庄与休门合并之事呢。另外，石家庄、休门二村各取一字，称“石门”，并没有解决任栗村、姚栗村的符号元素问题。根据市自治筹备处临时会会长张士才在《为更改名称恳祈准予备案并请申详省宪备案事》的记载，早在市自治讨论称谓问题的两个月之前，“石家庄警察局”与“休门警察所”已经实现了两个警区的合并，改升为“石门警察厅”。当时考虑到“市自治与警察有密切之关系，亦应改石庄市自治筹备处为石门市自治筹备处，庶名实相符。所有更改名称缘由理合呈请县署准予备案，并请申详省宪备案”。所以，石门自治市的称谓极有可能就是从“石门警察厅”移植过来的。
“谢鉴礼主张在获鹿修筑正太起点车站”属无稽之谈
还有一个传说，歌颂了谢鉴礼开明，说他“主张贿赂铁路工程师在获鹿修筑正太车站”。后来一些著述经常引用这则传说，以表明谢鉴礼的远见卓识。例如， 有的著作说：
“当时在获鹿知县任上的谢鉴礼曾想争取将正太铁路的起点车站建立在获鹿城东海山岭下，并命绅士葛超钢、王字润前去重金贿赂铁路工程师，但却遭到葛超钢、王字润为代表的当地乡绅的反对，并以铁路一建会坏了获鹿县的风水为由加以拒绝，这样正太铁路的东端起点才定在了石家庄。”
其实，这则传说非常荒诞，根本不能拿来印证历史的事实。暂且不论正太铁路东端起点是如何设计在石家庄的，仅就谢鉴礼希望把正太铁路东端起点车站建在获鹿城东海山岭的设想分析，可谓无稽之谈。首先，法国工程师设计修建的正太铁路获鹿车站，实际上比获鹿的海山岭更靠近获鹿县城，何需再去贿赂工程师；其次，如果说谢鉴礼希望把正太铁路东端起点车站建在海山岭，这里相距石家庄还有20多里，那么正太铁路如何与京汉铁路相交汇，又怎样构建铁路枢纽呢。众所周知，1904年修建正太铁路前，京汉铁路石家庄车站早于1903年已经建成，聪明的谢鉴礼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吧。所以，这则传说太不靠谱，很显然属于以讹传讹，其结果使原本颂扬谢鉴礼通达和明智的民间传说，却成了反讽的笑料。
“谢鉴礼主张在获鹿县城修筑京汉车站”即异想天开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鹿泉文献》中，也有一段关于谢鉴礼的类似传说，但是，传说当初他是主张贿赂京汉铁路工程师，在获鹿修筑京汉车站。原文如下：
“初京汉路站将勘于获邑，邑令谢鉴礼识时务者，谓绅士葛朝纲、王宇润曰，车站为交通之枢，商贾集焉。工商为繁荣之媒，富庶基焉。如县商能出万金者，贿工师站可勘于斯。朝纲等惑于风鉴，恐破地运，止之曰：挥之犹恐不去，何贿之来耶？谢叹曰：惑于迷信败厥功，获邑其萧条乎！不出十年矣。于是正太路成，石埠蔚起，获邑煞焉。”
这则传说意在颂扬谢氏深信交通兴百业的道理，见识高人一筹，较前一种在获鹿海山岭修建正太铁路起点车站的传说，更符合逻辑，能够自圆其说。因为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只有在获鹿城附近交汇，才可能让获鹿成为铁路枢纽。
姑且不论葛朝纲等乡绅有无以铁路破坏风水为由拒绝行贿之举，假设葛朝纲等乡绅当时响应了谢氏主张的话，谢鉴礼在获鹿建京汉车站的愿望就能实现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即便乡绅赞同谢氏见解，也凑齐了“万金”，难道仅靠贿赂工程师就能把京汉铁路车站修建到获鹿吗？退一步讲，设计师即便接受了贿赂想在获鹿设车站，他们也难以突破铁路线走向设计上的难题。获鹿与石家庄从经度上毕竟相差35里，铁路选线必须遵循直顺原则，不可能允许出现角度很大的转弯设计。从正定奔获鹿拐出这个的弯，设计师根本无法捋顺，京汉铁路也绝对不会因为修建获鹿车站而整体向西平移35里。
总之，研究历史只有参照官方和私人的多种类型的史料，多方进行互相对比，经过综合分析后，或许才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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