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民：太平军北伐将领作战伤亡细节述略
2019年10月广西贵港“晚清社会与太平天国”学术研讨会论文
内容摘要：北伐军之所以堪称太平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北伐将领们骁勇善战、身体力行，每逢打仗，俱是丞相当先，他们或伤或亡，皆为战斗楷模。林凤祥右臂左腿两受枪伤，李开芳的右膀子上受有枪伤，林李两位主帅被俘后在京皆被凌迟处死。吉文元在连镇与清兵对阵时，一马当先，额角被清军炮火击中，包扎后再战，复被清军箭射腰胁，伤重不治而亡。关于朱锡琨的行踪和伤亡之地，史学界历来存在分歧，牺牲地点或是在阜城，或许在连镇。黄益芸在连镇被清军用炮轰死。北伐将领的英雄事迹众目昭彰，赢得了天京农民领袖的信任和北伐将士的拥戴。
关键词： 太平天国；太平军；北方战场；北伐将领；伤亡细节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派出了素质最好、纪律最严、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开始北伐。北伐军一路疾驰北上，势如破竹。北伐军扎住天津之后，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辛困苦状态下顽强坚守、奋勇御敌，不仅与北伐军纪律严明、号令统一有关，也与北伐将领们骁勇善战、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有着直接关联。北伐将领包括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以及各位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等，尤其是北伐高层将领在各项战役中，披坚执锐，或伤或亡，皆堪称战斗楷模。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黄益芸等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赴汤蹈火，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毫无疑问地起到了感染士兵、鼓舞士气的激励作用。
一、林凤祥伤亡细节
太平军北伐主帅林凤祥，“系广西桂平县人”。[①]1851年，林凤祥在广西永安加入太平军，在一路北上的战斗中奋勇杀敌，无所畏惧，表现格外勇敢果断，在攻克武昌时率先登城，升天官副丞相。此后，挥师东进，在连克九江、铜陵、芜湖等地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率先抵达南京城下。在太平军攻打南京战斗中，林凤祥又是首先破门入城。建都天京后，继续东下，迅速攻占扬州、镇江。后来林凤祥之所以被指定为北伐主帅之首，不仅因为他具有豁达大度、辞尊居卑、勇敢果断、坚毅刚劲的品质，并且自身具备杰出的军事指挥的才能，又能够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太平军士兵说：“每逢打仗，俱是丞相当先。”[②]北伐军之所以能在作战中勇往无前，固然与严明的作战纪律有关，而将帅们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则对执行纪律有重要影响作用。有史料详细地记述了北伐军将士们这种表率战法的具体执行情况：“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伪总制进则视伪指挥之旗，退则视伪丞相之旗。众贼目进退，皆随伪总制之旗。”[③]
由于北伐军最高统帅常常披挂上阵，难免遭受清军各式各样武器攻击，导致负伤挂彩，或重及死亡。主帅林凤祥除了《粤匪南北滋扰纪略》所说“在怀庆时身受炮伤”，[④]在连镇的激烈战斗中再次身负枪炮重伤。特别是后一次在连镇“受伤甚重”，甚至危及生命。有人曾发表文章谈及林凤祥的“手臂中箭”之说，[⑤]其实，真正导致负伤的原因是被清军枪炮所伤。咸丰五年（1855）正月十九日，清军对四面受敌的东连镇太平军发动总攻，太平军在林凤祥率领下，仍然死力抗拒。清军“先将贼巢木城焚燃，四面火光烛天，枪炮向内击打，歼毙无数。仰赖圣主天威，首逆林风详（祥）身受重伤”。[⑥]林凤祥在《自述》中也承认自己被枪炮击伤的情况属实，“今年正月十九日，官兵攻破连镇，我因受了重伤”。[⑦]那么，此次林凤祥所受枪炮重伤究竟伤在何处？北伐军文书陈思伯在《复生录》中予以了详细记载，他说此役林凤祥受伤的确切部位是右臂左腿，“正月十九日一仗，林逆右臂左腿两受枪伤”[⑧]。以上三方面史料基本吻合，情况属实无疑。
在清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北伐军连镇的防御岌岌可危，主帅林凤祥与太平军将士共进退同患难，“逆首林凤祥身受重伤，伙匪稍却”。[⑨]此刻清军“将木城攻破，兵刀相接，痛加殄剿。贼巢以内，遍地火光，屋宇墙垣被火烧塌，压毙逆匪无数。逆党见势已败，纷纷投河者无数。”[⑩]林凤祥身负重伤，被部下抬移入地洞内藏身，“非乘舆难以行走”。[11]当地洞入口被清军发现后，他便准备以死拒之，复又服毒。被清军在洞中俘获后，“抬至大营医解”。[12]第二天，清军参赞大臣僧格林沁在向清廷汇报时证了这一点，他说：“幸搜获尚属迅速，得以即时医解，大约不妨。”[13]
僧格林沁委派户部侍郎瑞麟、总兵经文岱，将被俘的林凤祥押解槛送京师巡防处，正月二十四日途经天津时，押解人员为了不使奄奄一息的林凤祥死于途中，还专门曾找医生为他进行过医治。据天津团练总局档案记载，“经、瑞大人过去，在西沽住下。二十四日请苏先生与林凤祥治胳膊，”[14]即设法为林凤祥医解诊治，确保押解途中的性命无虞。途径天津为林凤祥诊治医伤，与在连镇大营为林凤祥解毒的目的一致。1855年3月14日押解人员抵京，将林凤祥等六人交巡防处。
1855年3月15日，林凤祥在北京菜市口被凌迟处死，“行刑之日，观者如堵”。[15]面对酷刑，他从容不迫，面不改色，据潘士安的《玉珍河钓徒见闻杂记》记载，“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林凤祥的牙齿被人保存收藏，直至19OO年八国联军焚掠皇宫时丢失，[16]现仍不明下落。
二、李开芳伤亡细节
太平军北伐主帅李开芳是广西武缘（今武鸣）人，其成长经历、所任职务级别晋升与林凤祥大致相同，在北伐前担任地官正丞相。在领导方式和指挥行为上，两者略有差异，李开芳具有机智灵活、能征惯战、履险如夷、随机应变的能力，其性格表现和行为风格与林凤祥形成了优势互补，在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上，两者皆能以身作则。
太平天国前期军事斗争中，李开芳一路冲锋陷阵，攻城拔寨，皆可谓是骁勇善战的虎将。在太平天国北伐战场上，他身体力行，首当其冲。在独流被俘的张兴保说，李开芳丞相在静海战斗中，“右膀子上受有枪伤”。[17]当北伐军被清军围困于连镇之时，李开芳得知南京续派北援军，已到山东临清州，主动提出兵分两路，自己率领630多名骑兵南下接应，以扭转北方战场的被动局面。当时李开芳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冒死突出重围，“离营盘之左两箭多远，纵马闯过。连一昼夜窜了三百多里，窜至高唐。”[18]
李开芳率领北伐军在高唐坚守9个月后，转移至冯官屯，最后在冯官屯被俘。李开芳尽管身负重伤，在清军大营内仍能泰然自若，面对周围持刀环立的清军卫兵，他怒目而视，“仰面四顾，毫无惧色”。[19]在被槛送北京途中，李开芳始终拒绝饮食，一路滴水未进。负责押解的贝子德勒克色楞等“屡向妥为开导，令其少进饮食，该逆仍复不肯。”[20]
李开芳被押解到达京师后，于1855年6月11日在北京菜市口被凌迟处死。据史料记述，李开芳受刑时，“已被数刀，犹能仰首张望”。当刽子手正捆绑其他死刑犯时，李开芳“一脚将刽子手踢死，挣脱欲逃。兵丁等惊而却步。数武官共以枪刺倒，乃得受刑，临死犹凶横如此。”[21]
三、吉文元伤亡细节
太平军北伐统帅吉文元是广西桂平人，参加太平军起义后，历任侍卫、将军、指挥、春官副丞相。1853年奉命与林凤祥、李开芳汇合统兵北伐。他由浦口速进至亳州，在凤阳会师合股，经安徽、河南、山西，挺进直隶。每战冲锋在先，所向披靡，以功封平胡侯。1854年3月北伐军退至阜城驻守，在与清兵对阵时，一马当先，额角被清军炮火击中，包扎后再战，复被清军箭射腰胁，身受重伤不治而亡。
关于吉文元被射杀的细节情况，按照清军前线统帅僧格林沁奏折的说法是：
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奴才僧格林沁在阜城西门外督队，奴才胜保在东门督攻贼巢，连用大炮轰击，逆匪情急出拒，即令我兵开放枪炮，并传令吉林马队由东北抄杀。见贼队中有大黄方旗一面，骑马贼目头戴黄风帽，我兵即开炮向击，吉林、黑龙江马队枪箭齐施，射中该逆腰胁等处。旋见该贼目身带三箭，跌马倒地，群逆抢回，我兵乘势追杀数十人。逆众奔回垒中，枪炮死拒，我兵阵亡一人，未能攻入。伏查二十五日在东门外打仗射死贼目系吉林甲兵金升、黑龙江甲兵伊勒喜二名”。[22]事后又据投出难民供称，其为“伪丞相吉文元额角中有炮伤，腰胁中箭数枝，登时毙命，逆匪当将尸身抬回，埋在县署后院”。[23]
咸丰四年三月初二日，清朝内阁奉上谕，对射杀吉文元的吉林甲兵金升、黑龙江甲兵伊勒喜赏给六品翎顶，予以奖赏，以示鼓励。
太平军陈思伯在回忆录中，记述吉文元被清军射杀的细节则略有不同：
“驻阜城约有两月，忽一日伪春官副丞相吉明远（文元）与马队中一蓝顶花翎官员比枪，吉明远（文元）枪药是贼营所造，磺少力缓，枪声同响而吉枪子甫出，即先中喉身死。”[24]
上述关于吉文元牺牲细节的两段记述，虽然略有差异，但是透过这些文字可以反映出作战双方短兵相接、扣人心弦的厮杀场景。吉文元冒着枪林弹雨，一马当先，亲临阵前，既体现他对太平天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展示了他勇冠三军，临危不惧的无畏品质。
四、朱锡琨伤亡何地之谜
太平军北伐统帅朱锡琨是广西博白人，金田起义时曾任右军长，后逐渐被提升为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1853年5月，受命担当北伐后续部队主帅，由浦口登陆后，原本准备追随林凤祥汇合北上，因错路误入六合。当晚，驻宿六合城外，因被该县署理知事温绍原引燃军营火药，太平军猝然溃散，一夜血战之后，死伤惨重。朱锡琨带领残部侥幸冲出后，迅速赶到临淮关与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部汇合北上。北伐军经安徽、河南、山西，挺进直隶，长驱直入，势不可当，兵临天津。朱锡琨“升秋官正丞相，九月封剿胡侯”。[25]
关于朱锡琨的行踪和伤亡之地，史学界历来存在分歧。太平军北伐研究专家张守常先生，起初曾认为，朱锡琨早在六合的火灾中“不幸阵亡”。[26]他的主要依据是《贼情汇纂》的《朱锡琨传》所记载的“行抵六合，为官兵诱至小河歼毙。”但是，根据北伐主帅林、李、吉、朱四人在朱仙镇具名发出的《北伐回禀》，显然，朱锡琨并未在六合牺牲。有的学者认为，朱锡琨在河南朱仙镇发出《北伐回禀》之后，才在史籍中销声匿迹，不见踪影。譬如，罗尔纲先生曾在《太平天国史稿》中说，“锡琨到朱仙镇后事迹不详”，死于何地待考。
北伐军主力部队由巩县渡汜水北上，后卫部队未渡河而被迫南下，史称“南归军”。南归军的最高将领是谁，史学界至今并无定论。有些学者则提出，朱锡琨一直负责北伐军的断后任务，作为北伐军四大统帅之一，完全有可能成为北伐军中的黑旗军统帅，北伐南归军的最高首领应该是他。蔡树荣同志在2014年11月上海太平天国失败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亦考朱锡琨的行踪》中提出，南归军“一路行军作战，有章有法。明显地表现有一位他们信服的统帅，率领他们胜利地战斗在南归途中。”[27]蔡文认为，朱锡琨就是这支部队的统帅，并根据张亮基的奏折内容判断，朱锡琨就牺牲于宋埠战役。张亮基在咸丰三年八月十三日奏折中称：“宋埠枪毙一贼首，贼党殡以大棺，秘埋山下。贼退之后，始据居民告知，当经外委李光太、把总吴明山劈棺验视，系满发老贼，年约三十余，其中遍用黄绫缠裹，头戴黄边风帽，胸膛为抬枪子所洞，亦不知其姓名。”[28]
另外，有些北援军史料中曾因出现过朱锡琨的名字，故而有学者推测，朱锡琨率领南归军与西征军汇合后，他本人可能很快回到了天京汇报了情况，天京政权大约是听了朱锡琨的报告之后，大受鼓舞，决定立即派兵赴援北伐军，这样朱锡琨就随北伐援军再次出征，所以他又出现在了太平天国北方战场。[29]有学者推测由朱锡琨担任南归军统帅，经南下湖北，再转安徽返回天京汇报，不仅促成北援军的成行，而且还使得为什么北援军中出现朱锡琨名字的问题也有了解读的头绪。这个历史假设使朱锡琨在朱仙镇断线行踪之后，又有了完整链接，譬如，王宏斌在《太平军将领朱锡琨行踪考》一文中说：在发出北伐回禀之后，“朱的名字在几个月之后，又出现于北伐援军的队伍中，并和北伐援军的将领们一道阵亡于山东曹县。”[30]其依据是《山东军兴纪略》记载所说，北援军失利后，“凡凫水南渡之贼，击溺略尽。匪酋许宗扬、黄益芸、朱希昆皆沉诛”。[31]依靠这个“归入南归军”的学术假设来解释朱锡琨失踪之谜，如果得到确切史料证实当然可以成立。同样，朱锡琨在朱仙镇之后的断线之谜，如果在渡河的北伐军中又寻找到了确切行踪证据，归入南归军的上述假设，便不攻自破了，而且是釜底抽薪。
从太平天国高层部署的北伐战略计划看，并没有安排朱锡琨南下的步骤。“杨秀清叫我回金陵，派我同伪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姓，带九军兵渡黄河。”[32]林凤祥在供词中的这段话，应是说明朱锡琨渡过了黄河的最有力证据。作为殿左三检点，他所带领的右军不仅已经渡过黄河，而且一直是北伐军中一支重要力量。北伐出征的当年，朱锡琨就被天京“升秋官正丞相，九月封剿胡侯”的消息[33] 但是，因通信联络不畅，一直并不晓知，以至北伐军被俘人员一直皆称军中有三位丞相。当时识别北伐军主帅的特殊标识之一，是看坐骑的装饰，即“三个丞相李姓、林姓、计（吉）姓出来，马上俱挂铃铛。以下的官，皆不准挂铃铛”。[34]朱锡琨没有享受丞相待遇，即便有马骑也仅是打着黑旗的将领，他并不知自己已经被天京荣升丞相。从林凤祥、李开芳被俘后的供词来看，他们到死也都不知道朱锡琨被封丞相之事。
既然朱锡琨已渡黄河，有的学者还推测，朱锡琨的牺牲地点在山西平阳。盛巽昌先生2014年11月在上海太平天国失败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说，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自怀庆拔队绕道北上，军纪严明。但是，途径山西平阳府时，因黑旗将领被该地团练炮击而亡，大开杀戒，几近屠城，房屋建筑悉为灰烬。盛先生认为，当时炮击死亡的黑旗将领就是朱锡琨。不然的话，林凤祥不至于在平阳府出现“前抚民、后屠戮”的巨大反差。[35]《复生录》对此事也有详细记载，太平军逼近平阳时，“城外关厢，未设防兵，客商迎降，林逆下令保全，不准擅取一物，违者立斩。”然而进入平阳府城，“遇守城乡勇，试放一炮，适毙贼营大旗手一名，林逆怒甚，传令攻破此城，全杀无遗。……城内则搜杀三日，男妇老幼尸身枕藉；临行又纵火焚烧，一城化为灰烬。”[36]这位大旗手何等人也？难道说大旗手就是朱锡琨，他的死竟然让林凤祥实施了如此残忍的大规模报复方式？另据《癸丑兵燹记》记述说，“抬炮者多系郡人，倒轰之，贼大溃，歼一渠魁，首尾不相援。……所掳郡人多逸去。漏约三下，贼复回城，益怒，屠郡城，商民死者相枕籍。”[37]但是，将“大旗手”“渠魁”视为朱锡琨，毕竟只是一种推测，仍缺乏确凿史料依据证明，况且有地方志资料表明北伐黑旗军将领后来还到过直隶。据《藁城乡土地理》记载，北伐军途径藁城徐村时，“父老以酒肉迎之，及将帅至，皆下马拜谢。语村人曰：吾党各军皆以旗帜别，秋毫无犯，诸君无恐。惟黑旗军间有杀戮，在诸君之后，倘彼等至，诸君可避也。村人不信，卒多被掳。”[38]据此可知，北伐军中的黑旗将领确实进入直隶，起码抵达直隶正定之东的藁城。
其实，太平军陈思伯在《复生录》中，明确地提到了朱锡琨的最后踪迹。他说在撤退到直隶阜城时，自己曾入朱锡琨统领右军先锋营中暂歇，并亲眼见证朱锡琨率领太平军奋勇击退清军的场面。“至五更始到阜城县外一营，因天未明，不便进城，询知是右军贼目朱检点所带先锋营，即入暂歇。不料黎明时，马步官兵一齐合围，四面攻击，彼此不能相顾。……午后右军贼营踏陷一半，官兵入内喊杀连天。予料此次万无生理，坐近北营边，举刀及颈待死。忽朱逆率众贼各用砖石夺力抛击，兵多受伤，复赖城贼出援，官军始退，复又得生。”[39]应该相信陈思伯对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记忆深刻，文字记述应该是慎终如始，问心无愧。故此可知，朱锡琨统领右军先锋营在攻占直隶阜城之战确实再次现身。自阜城之战而后，才算真正销声匿迹，下落不明。
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姜涛先生，对朱锡琨的牺牲踪迹问题也曾发表过很有见地的分析。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情况分析，只可能做一些“合情推理”，也许能够发现些蛛丝马迹而有所突破，但这个问题由于没有确切的新史料，最终也许会成为一个历史之谜。姜先生在《中国近代通史》第二卷中，推测朱锡琨有可能就阵亡于扎住阜城期间。因为据僧格林沁的奏稿记载，三月二十六日（4 月 23 日），清军在交战中，“毙贼二三百名，内穿黄衣贼一名、穿红衣贼十余名、执黄旗贼目数十名。昏黑之后，毙贼不知数目。”[40]这位穿黄衣者有可能就是朱锡琨。
同样是根据上述提及的一些史料依据，张守常先生也修改了此前“阵亡于六合”的结论，他在《太平天国北伐史》一书中提出了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假设，即朱锡琨牺牲地点或是“在阜城，也许是在连镇”。[41]这个观点与罗尔纲先生的《朱锡琨传》中所主张的看法基本一致，罗先生后来也认为，朱锡琨“当牺牲于甲寅四年（1854）二月阜城这一役后，至乙荣五年（1855）正月三十一日连镇覆没这一段时间内”。[42]
五、黄益芸伤亡细节
太平军北伐将领黄益芸是广西博白人，据《贼情汇纂》记载，“益芸本名益云，因避冯云山讳，故改之。”黄益芸有使用草药治疗疾病的特长，被封为拯危急监军，后逐步被提升为总制、将军。“四月升殿右十六指挥，与朱锡琨带六军贼众北犯，接应林凤祥等。”[43]北伐出征的当年，黄益芸被天京“升秋官副丞相，九月封灭胡侯”[44]的消息，而北伐军上下一直并不知晓。关于黄益芸的行踪和伤亡之地，与朱锡琨一样，史学界历来存在分歧。起初，许多学者都曾认为，黄益芸与朱锡琨一样早在六合的火灾中“为官兵所毙”，其主要依据是《贼情汇纂》中《黄益芸传》的记载。罗尔纲先生认同，黄益芸“行军错路误入六合，夜宿营，不慎失火，被焚牺牲”[45]的说法。
另外，还有些学者主张黄益芸在六合未死，而是继续北上了，但是他未渡过黄河，而是随南归军返回了天京，1854年3月随北伐援军再次出征，当北援军在临清失利后，在南撤途中被山东地方团练杀害。[46]
实际上，当时黄益芸与朱锡琨都侥幸从火海中一起冲出，并急速追赶到临淮关与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所部汇合北上，后经安徽、河南、山西，挺进直隶，长驱直入，势不可当，兵临天津。后来黄益芸在退守连镇时，还被晋升为检点，1854年12月，在连镇被清军炮火炸死。黄益芸至死也不知道，1853年他早已被天京荣升为“秋官副丞相”，1854年10月被封为“灭胡侯”。
虽然黄益芸的名字在渡河后的进程中很少被文献提及，但是，黄益芸确实一直跟随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军坚持到了连镇，确凿的证据就是在连镇被俘的黄益峰供词。黄益峰是黄益芸的族弟，他是被族兄黄益芸在广西拉入太平军的。黄益芸在连镇牺牲后，黄益峰替补了族兄原来的指挥职位，所以他的供词应该非常可信。他在供词中说，“七月间洪秀全带贼从庄上过，我见贼中有我族兄黄益沄（沅与芸音近，似笔录听辨之误），将我叫去服役。那时黄益沄当百长，后在道州得监军，在南京得总制，到扬州得将军，回到南京得了指挥，到连镇得了检点。上年十二月被官兵用炮轰死。”[47]当然，黄益峰在录口供时，也不知道黄益芸被封“秋官副丞相”和“灭胡侯”的事实。
为什么朱锡琨、黄益芸在部分史书中又均被记述为北援军的将领呢？譬如，《平定粤匪纪略》作者的附记中，“咸丰三年四月，贼众北犯，锡锟、益芸行抵六合，败归。是年十月，复与许宗扬窜山东，为林凤祥应援”。之所以后来史书中出现此类朱锡琨“北援林凤祥”、“与林凤祥汇合”等记述，皆为北伐之初由朱锡琨、黄益芸带六军追赶林凤祥之举而衍生出的讹传，上述“北援”等说法应该都是难以成立，不足为信的。以《贼情汇纂》记述的“四月杨贼令锡琨与黄益芸带六军贼众北犯，并接应林凤祥等”为例说明，这里所讲的“接应林凤祥”，即与林凤祥汇合，是指1853年5月北伐初在临淮关的汇合，但却被讹传为后来的1854年的北上救援。所以说，“接应北伐”与“北援接应”名似实非，两不相干，并非一回事。
综上所述，五位北伐军将领的作战伤亡细节来看，其英雄事迹众目昭彰，他们都赢得天京农民领袖的信任和北伐将士的拥戴，拥有北伐战场上军事指挥的绝对权威。太平天国天京方面对北方战场的各位将领封侯的功绩奖赏，无疑是对他们北伐战绩和英勇表现的充分肯定。只可惜对北方战场主帅的封号，因通信困难所致，直至牺牲前他们也不曾得知。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林凤祥被追封为“求王”，全称为“殿前夏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求王协千岁”；李开芳被追封为“请王”，全称为“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请王合千岁”；吉文元被追封为“祝王”，全称为“殿前秋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祝王洽千岁”。林凤祥、李开芳皆开国功臣，死后所追封王位，“其子袭之”[48]
[①] 北伐主帅林凤祥的籍贯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分歧，据《林凤祥自述》记载，“系广西桂平县人”。详见《绵愉奏审录林凤祥等人供词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刊》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页。
[②]《张维城口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总30期），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页。
[③] 佚名：《虏在目中》，《太平天国资料——近代史资料增刊》，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页。
[④] 姚宪之：《粤匪南北滋扰纪略》，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24页。
[⑤] 周穗成:《林凤祥李开芳被俘原因及就义经过事迹的新发现》，《进步日报》，1953年8月29日。
[⑥]《僧格林沁等奏攻占连镇生擒林凤祥等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页。
[⑦] 《绵愉奏审录林凤祥等人供词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页。
[⑧] 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
[⑨] 《僧格林沁等奏攻占连镇生擒林凤祥等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页。
[⑩] 《僧格林沁等奏攻占连镇生擒林凤祥等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页。
[11] 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页。
[12]《僧格林沁等奏攻占连镇生擒林凤祥等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9页。
[13]《僧格林沁等奏遣撤官兵分起日期等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页。
[14]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天津团练总局启事》，见张黎辉：《林凤祥箭伤被俘的新证据》，《近代史资料》总7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 李恒：《宝常斋丛稿》卷82，《甲癸梦痕记》，第4页，见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8月版，第555页。
[16] 邓之城：《古董琐记》，卷4，中国书店1991年版。
[17]《张兴保供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1页。
[18]《李开芳又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刊》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6页。
[19] 龚洤：《耕余琐闻》癸集，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8月版，第666页。
[20]《德勒克色楞等为李开芳患病并改水路押解进京事咨巡防处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0页。
[21] 龚洤：《耕余琐闻》己集，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8月版，第556页。太平军北伐史专家张守常，曾听山东高唐籍画家李苦禅亲口讲述过李开芳在临行刑时，踢死一名刽子手的这个传说。
[22]《僧格林沁等奏请将射死敌目吉文元之吉林甲兵奖励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23]《僧格林沁等奏请将射死敌目吉文元之吉林甲兵奖励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24] 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25]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剧贼姓名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页。
[26] 张守常：《朱锡琨》，见《太平天国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27] 蔡树荣：《亦考朱锡琨的行踪》，见上海太平天国史专业委员会编：《太平天国失败1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4年11月印刷版，第246页。
[28]《张亮基等奏报查明进剿出力弁兵勇请旨奖叙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29] 王宏斌：《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琨行迹考——兼及北伐军南下部队归宿问题》，河北、北京、天津历史学会编：《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苏双碧：《北伐风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30] 王宏斌：《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琨行迹考——兼及北伐军南下部队归宿问题》，河北、北京、天津历史学会编：《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
[31]《山东军兴纪略》卷一之中，《粤匪二》，第十三页，同治十三年刊本。
[32] 《绵愉奏审录林凤祥等人供词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1页。
[33]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剧贼姓名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页。
[34]《张兴保供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
[35] 盛巽昌：《实说太平天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页。
[36] 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
[37] 刘玉玑修，张其昌等纂：《临汾县志》卷5，《癸丑兵燹记》，民国二十二年排印本。张守常：《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8月版，第352页。
[38] 林翰儒：《藁城乡土地理》，利文石印局民国十二年出版，第22页。
[39] 陈思伯：《复生录》，《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页。
[40]《僧格林沁等奏报连日诱敌出巢官兵屡获胜仗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囯档案史料》，第1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 页。
[41] 张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42]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85页。
[43]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剧贼姓名下》，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页。
[44]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剧贼姓名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页。
[45]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86页。
[46] 陈宝辉：《黄益芸》，见《太平天国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0页。
[47] 《绵愉奏审录林凤祥等人供词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页。
[48]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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