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石家庄的外籍毒贩
在石家庄的制毒工厂中，外国奸商开办的毒品加工场所占据最主要地位，在外商制毒工厂中，又以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制毒工厂占据最主要地位。1929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就日韩浪人在石家庄加工制造吗啡、海洛因、金丹等毒物问题，专门安排特派员秘密展开调查，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被译成“西文报告，向国际提出抗议”。
外部输入毒品屡禁不绝
民国时期石家庄的毒品泛滥成灾，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外国毒贩的渗入参与有着直接的密切关联。禁毒机关也深切感到毒品屡禁不止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外籍毒贩源源不断地将毒品输入石家庄。《冀察调查统计丛刊》刊载的《河北省获鹿县地方实际情况调查报告》指出：“石门时有外国浪人携带毒品售卖，以致难于铲除净尽。”
违法向石家庄运输毒品的部分外国人，除了利用石家庄便捷的铁路交通运输之外，还经常通过邮局邮寄的方式。外籍毒贩从外地寄来大批的鸦片烟，很少会受到邮件检查。据《省长训令查明石家庄大药房有无私存搀合毒物丸药具报卷》等档案证明，1919年天津常关查出全球药房，“由邮局蒙混，寄往石家庄支店出售”毒品的事实。邮寄的这种药品称之为“辣克丸”，实际上是一种掺合了吗啡丸的毒品。
早在1918年5月，经天津医院采用“沃度酸还原法”化验，反应阳性，就被鉴定为含有吗啡或鸦片的毒品。石家庄全球药房到案发之时，已经向天津全球药房邮购了两年“辣克丸”。经查该药房的分账薄，邮购数量已达到五百余打（合计6000多盒）。上世纪20年代初，警察机关还查获过由日本人荒川作一在天津开设的全记商行，向石家庄济济堂医院邮寄毒丸的案件。石家庄这家医院以前就存在发售含有吗啡的“辣克丸”行为，石家庄拒毒分会与警察在邮局检查时，又检查出由天津寄济济堂医院包裹一件，内封含有吗啡的“辣克丸”10打，共计120小盒。警察在邮局内搜查时，当时还发现仍有济济堂留存未取的药丸119小盒。
外商制毒日韩占多数
在石家庄的制毒工厂中，外国奸商开办的毒品加工场所占据最主要地位，在外商制毒工厂中，又以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制毒工厂占据最主要地位。
1929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就日韩浪人在石家庄加工制造吗啡、海洛因、金丹等毒物问题，专门安排特派员秘密展开调查，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被译成“西文报告，向国际提出抗议”。据该报告披露，早在1912年，日本人小川藤三郎就以收购梧桐为名，进驻石家庄开设小川洋行。他的洋行一直在从事暗中贩卖麻醉药品，制售黄色金丹。1913年至1914年，韩国人韩景伯以开设客栈为名，进驻石家庄开始进行地下贩毒活动。到1918年日韩毒贩在石家庄开设石德崇洋行、天和洋行之后，他们的贩毒行径便由地下转入为公开。日韩毒贩“所卖之吗啡、海洛因，有装在卷烟上嗅闻者。海洛因有大料子、假料子之别。一个料子，可作四个假料子，四个假料子值洋二千一百元。此物之来源，十分之九来自天津租界各大洋行，日本租界为尤甚，十分之一运自汉口。”
据1928年的调查统计，当年旅居石家庄日籍商家15户，韩籍商家57户，共计有72家，其中就有47家在从事制毒贩毒活动。据石门拒毒分会报告，大多数的侨居石门的日韩浪人“均以贩卖鸡子、瓷器为名，实则暗售金丹吗啡等毒物为生”。他们为了在石家庄站稳脚跟，不惜重金贿赂警察机关。据《各省烟祸概述》一文披露，石家庄“每换警察厅长一次，日人运动一次，每月日人商会出款洋一千三四百元。”在石门居住的日韩浪人，每年贩卖海洛因59138两，贩卖金丹15000袋，吗啡4800两。其销售价格为海洛因每两60元，金丹每带45元，吗啡每两90元。每年毒品销售额共计达到了465万余元。
有些外籍毒贩是采取与当地奸商联合方式，进行毒品加工包装。主要是驻石家庄的法国人与本地华商勾结，一同制毒贩毒。例如，1921年在石家庄正太路13号的洋人住所内，查抄了一处中外合办的毒品窝点，共起获金丹丸药250袋。运往警局的那些被查抄毒品、制药器具、毒质药料有两大车，经统计此次没收赃物约合五万银元。中外主犯均在逃，仅抓获法国厨师一人。
民众强烈要求查处日韩毒贩
外籍毒贩在石家庄日益猖狂的制毒、贩毒活动，致使染毒区域不断向周边县域迅速扩展，受毒品伤害的人员日趋增加。外籍毒贩的所作所为，引起石家庄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1928年10月10日，石门各界民众团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禁毒大游行，民众“气甚高昂”，强烈呼吁社会各界高度警醒，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将日韩毒贩驱逐出石门。本市警局在巨大社会压力下，一方面开始搜集证据，一方面通过北洋政府天津交涉署向日本领事交涉，对掌握充分犯罪证据的日韩毒贩实施稽查，先后共缉获18名日韩毒犯。
警察机关曾于1919年在石家庄济济堂查获毒贩黄川作一，1924年6月在石家庄丰泰公司查毒贩松下末吉，1924年7月和1924年9月在石家庄有憐医院两度查获毒贩永由茂吉，1924年8月在市内查获毒贩奥清三，1924年9月在石家庄天和洋行查获毒贩隶良常好等2人，1924年9月在石家庄丰太公司查获毒贩山胁清太郎等，1928年10月在市内私人住宅查获毒贩白爱洛，1928年10月在市内私人住宅查获毒贩金鸣祚，1928年11月在石门平汉车站及私人住宅查获毒贩小川藤三郎，1928年12在市内私人住宅查获毒贩宋智泳，1929年1月在市内私人住宅查获毒贩庐仲铉等6人。上述外籍毒贩的犯罪事实在石门公安局、获鹿县法院、天津交涉署有案可稽。
此外，还有一些被调查的毒贩，如韩国人韩景伯、李章德、白根珠、洪龙范、李汉点，日本人高田滕泓佐等，因没有及时抓获毒犯的实据，其涉及的案件未能彻底结案。
对外籍毒贩的驱离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由惩治外籍毒贩而引发外交行动的情况不少见。民国时期，石门公安局处理此类案件格外小心。高槐局长此前因禁毒不利多有诟病，特别是此次查处日韩毒贩属于涉外案件，“稍有未善，即恐牵动外交”，于是采取了“妥慎办理”的方式。一方面出动石门各区警员，详细调查侨居日韩人数、姓名、住址、房东，并召集房东会议宣布，援引北平和太原的外籍人租赁房屋规则，须报经公安机关核准。而且规定了期限，房东必须在限期内与日韩人解除租住协议，否则以串通作弊严肃处理。或者房东能够主动报告日韩毒贩之毒品所在，一旦所租房外籍人士被抓获，“准获房主无罪”。另一方面在火车站派驻大量警察执勤，对毒品运输线加大稽查力度，以切实断绝驻石日韩人的毒品来源。由于此次行动投入稽查的警务人员多，不仅获的社会各界强大的舆论支持，并且将稽查毒品与驱逐毒贩一并“规划程序”，给外籍毒贩形成了“各方激迫”的巨大压力，所以取得明显效果，输入石家庄的毒品数量竟然大大骤减。
房东们驱赶行动进行得并不顺利。驻石日韩人不肯轻易撤离，他们百般耍赖，拒不同意解除租房协议，房东纷纷向公安局求援。公安局以避免酿起外交纠纷和保护日韩人为名，分派大批干警到各个日韩毒贩居住地轮番值岗监视，局长亲自进行查岗督饬，向日韩毒贩继续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公安局果断将已经掌握贩毒实据的日人小川藤三郎、韩人庐仲铉等，“咨送交署究办”。最终在石门警方近三个月的一系列缉毒组合行动压力下，涉案日韩毒贩“群起惊惶，不敢再事逗留”，全部陆续撤离石家庄。
由于此次驱逐日韩毒贩事宜计划周至，不仅将十数年来石家庄地方蠹害消弭，而且又未引起外交上的纠纷麻烦，省政府为此给石门公安局局长高槐记大功一次。石门全市商民为他建立了《石门公安局长高公德政碑》，石门商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张廷元书撰写了碑文，石门市长周化邦为此碑题写了“同吾好恶”四个字。2004年9月在火车站公交枢纽总站工地施工时，竟然发现了这块石碑，目前此碑已交由本市文物保护单位专门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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