跬步千里

跬步千里。

李惠民:民国石家庄的药房

民国时期,从事药房业务需要取得药师资格。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本市最著名的西药房是普惠药房,最著名的中药房是元吉生药房。民国时期的药房经营和现在差不多,也有执业药师,也有折扣。像乐仁堂,除了药王诞辰减价三天外,平时购货再多,一律不打折。 

开设药房须要获得卫生部批准的药师资格 

民国时期,随着医学教育的逐步开展,教育部制定的大学规程把医科教育分为医学、药学两门。大学医学科规定的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大学药学科规定的修业年限为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要从事药房业务,譬如配发医师药方以及制造、贩卖、管理药品等业务,首先需要取得药师资格。“凡药师欲在某处开业,须向该管官署呈验部颁证书,请求注册”。如果未取得药师资格证书,或证书被撤销及受处罚停业之时,从事了相关业务,本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300元以下的罚款。即便拥有药师资格者,也不得同时在两处药房从事其业务,如果开设支店时,则需要另聘药师担任。

根据1929年1月颁布的《药师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凡具有药师资格者由卫生部审查后给予药师证书,其未经核准给证者不得执行药师业务”。药师年龄须在20岁以上,并需要满足以下资格条件之一:其一,在国立或政府有案之公立和私立专门学校药科毕业领有毕业证书者;其二,在外国官立或政府有案之公立和私立专门学校药科毕业领有毕业证书者;其三,在外国得有药师证书者;其四,经药师考试及格者。

根据1941年12月《河北省各市县中西药商调查》的档案资料统计,到1940年代初,石门市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正式开办的中药店铺达到35家。

三十年代最著名的西药房是“普惠药房” 

石家庄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最早药房,是永德裕中药房,它开设于民国四年(1915年)。到三十年代初,石家庄已经拥有8家比较正规的西药房。他们分别是位于电报局街的立达药房,该药店以西药为主,兼营中药,经理是任寿石;位于永庆街的兄弟药房;位于南大街的河北药房;位于大桥街路北的信德恒,该药店经理是王佩实;位于通裕胡同的健康药房;位于同乐街的普惠药房,该药店1926年开办,并且自制各种西药,该药店经理是何轶尘;位于大桥街的怡生药房;位于升平街的协济药房。另有12家中药房。此外,还有5家眼药店,他们是位于同乐街的白金宇眼药店,位于永庆街的白敬宇眼药店,位于南大街的马元龙眼药店,位于大桥街的马应龙眼药店,位于于家街的杨文绣眼药店,位于西小街的慈善堂眼药店。

根据1941年12月《河北省各市县中西药商调查》的档案资料统计,到四十年代初,石门市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正式开办的西药房达到16家。民国时期,全市最著名的是“普惠药房”,主要经营西药原料、中外成药、注射剂、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等五大类。普惠药房自制西药成药60余种,在太原、安国、辛集、邢台设有分号,批发销售于华北、东北、广东、新疆、西藏等地区。该药房一直经营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成为国有企业。普惠药房作为石家庄的老字号,其名称在文革期间改为东方红药房,文革后又改为康宁药房。

根据1929年就到普惠大药房当学徒的刘香久记述,该药房由经理何轶尘、副经理何子丰创办于1926年。何轶尘的原籍是正定县南高家营村,早年考入天津军医大学研究火药科目,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洋直系第一师当过二等司药正,获得六等文虎勋章,并获中央政府卫生部批准取得执业药师资格。何轶尘与其宗侄何子丰(医科大学毕业、陆军一等军医)合作,筹集现大洋二千元,在石家庄同乐街东头路南开办了普惠药房。起初,经营药房兼及治疗,由于普惠药房研制开发的成药取得极大进展,生产销路逐渐扩大,广大农村市场不断得到拓展,何轶尘决定放弃药房的治疗业务,着力自制药品生产销售,将药房改为“前店后厂”。普惠药房的成功经营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经理何轶尘也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后来他被推举为石门医药行业公会主席。为了使企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45年经理何轶尘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将普惠药房搬迁至中山路继续经营。

普惠药房为推广药房开发的各类药品,宣传医药常识,专门编印《简易治疗新书》。经理何轶尘在该书序言中介绍说,简易治疗新书一册内分十科,计一百五十余节,将一切普遍病症囊括其中。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各种疾病的症状及诊法。“虽素未研习医学之人,亦可一目了然。按病施药,药到病除。我同胞每一团体或每一家庭,备此一册,遇有疾病,则不至无所措手。此书畅行,则家家皆医院,人人皆医生。”

三十年代最著名的中药房是“元吉生药房”

民国初期,以上海医师公会为中心的主张废止中医派,对传统中医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当时主张进行“医学革命”的激进派,不断在报刊上运用西医理论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进行批评,例如,以攻击中医闻名的余云岫、汪企张等西医就主张,“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他们将中医称为“旧医”,将西方医学称为“新医”。中医界在论战中,一方面着重论述中医的理论特色和实践价值,积极努力争取中医的教育、医疗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打出了“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口号,并在1929 年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时,通过了将“中医中药一律改称国医国药”的决议。

在面对西医西药猛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石家庄的中医中药行业“遵守医药行业传统的道德信誉,对所售的丸散膏丹汤剂饮片,是拣选各省的地道优质药材,严格依法遵古炮制,以做好市场供应,悬壶应诊的医生,均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医风,并运用各自的临床经验”。使得中医中药业得以在石家庄城市医药卫生业占据了一席之地。石家庄经营中药的药店数量超过了西药店,中药店铺遍布全市,而且多数均有坐堂医生应诊,极大地便利了市民就医问诊。

三十年代初,石家庄有中药店12家。他们分别是位于南大街的元吉生,是在1927年开办的,经理是田玉亭;位于南小街21号的仁义堂,经理是牛懿德;位于永庆街的永寿堂,经理是梁子勤;位于大桥街西首路北的永德裕,是1915开办的,专门从事鹿茸等高档药材的经营,经理是魏雅斋;位于同乐街的同合堂,专制各种膏药,经理是李振卿;位于大桥街的同泰裕;位于南大街北口路西的春和裕,民国初年开办,经理是李荫南;位于桥东新华街的育生堂,是1926年开办的,经理是聂育才;位于同乐街的育寿堂,经理是耿凌云;位于南大街的庆仁堂;位于桥东新华街的济元魁,是1925年开办的,经理是崔子峰;位于市场胡同的卫生堂,经理是李玉山。

在本市中药店中,当时最著名的是1927年开业的“元吉生”,其零售业务居全市同行之首。该药店大股东是安国元吉东药行和安国运输商号裕兴,经理是田玉亭,副经理是刘超臣,坐堂医士是王纯一。

石家庄乐仁堂源自北京同仁堂 

乐仁堂药店也是民国石家庄的大型中药房之一。它是天津乐仁堂1935年在石家庄开设的连锁分号,其业务经营、药品价格、财务管理等,均由天津总店统一掌管。登记注册经理是乐佑申,实际执行经理是郝仲三。其实,天津乐仁堂源自北京同仁堂,据说北京同仁堂创设于明朝永乐年间,自清朝中叶至民国三十年间,是同仁堂发展最兴盛的时期。1923年,担任同仁堂经理的乐佑申,又在北京宣武门内西单牌楼迤北路西开设了乐寿堂药房,由于乐寿堂药房营业不错,于1928年在天津开设乐仁堂药房。1935年3月4日,乐仁堂石家庄分号开业,最初药房地址设在大桥街路南146号。

石家庄乐仁堂的药品一律由天津乐仁堂总号统一供给配送,乐仁堂卖药一向不批发。据记载,“除了每年阴历四月廿八日药王神诞辰前后,减价三天外,平时不论购货批量多大,一律不打折扣”。石家庄乐仁堂在人事、经营、财务、价格等方面均不独立,全由总账房统一指挥。在石家庄解放前夕,石家庄乐仁堂共有职工二十四、五人,负责人郝仲三、沈振纲作为药房的“查柜”,实际上仅相当于资深大伙计,只有监督执行责任,没有任何决策权。据口述史资料,在职工中杨绍增是会计,柜台伙计还有李安东、肖宝铭、崔广坤、尤玉鑫等。当时乐仁堂支付员工的报酬除管饭之外,采用的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制。对员工执行统一伙食标准,每人一两肉,五钱油。石家庄解放初期,职工提成总数约占营业额的22%。直到1955年,石家庄乐仁堂与天津、北京总号统一实行了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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