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石家庄的法院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一个新兴城市，由于城市管理控制机制远未健全，必要的司法审判机关未能合理设置，有效社会控制机制严重缺失。北洋政府时期，石家庄尚无司法审判机构。南京政府时期，将普通法院改为三级三审制，石门设地方法院，。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份暂设“承审处”，以承审员专理司法，县长办理检察事务。获鹿县属一等县，设承审员二人。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修改后，河北省在石门增设了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石家庄的司法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获鹿县。日伪时期，石门法院的设立极为迟缓，直到1942年12月1日，经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任命才成立了石门高等法院。
北洋时期石家庄司法案件须移送获鹿县审理
民国以后，石家庄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城市社会治安管理体系，即现代警察制度应运而生，这是城市社会控制走向近代化、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北洋政府时期，石家庄尚无司法审判机构。
北洋政府设置的审判机构由普通法院、特别法院、行政法院构成，其中普通法院是指审理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机关。普通民事与刑事审判实行“四级三审制”，四级即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由于北洋政府的统治缺乏稳定性，加上财力和人力不足，司法实践上便将初级审判厅撤销，而在地方审判厅中设置“简易庭”来处理初级审判厅的事务。但是，除了一些大中城市外，应设置地方审判厅的大多数县均未设置。所以，初级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管辖的案件实际上都是由“兼理司法法院”办理的。所谓的“兼理司法法院”，即在未设立普通法院的县，由县知事兼理辖区的司法诉讼，下设承审员辅助之。也就是说，北洋时期一般由县知事负责监理本县的审判和检察事务等，石家庄所有司法案件均要移送获鹿县，由县知事负责司法审理。
石家庄作为城市迅速崛起的特区，商贾云集，出现大量各式各样民事和刑事案件，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威胁城市社会秩序的司法案件“渐以增多”。凡属社会治安案件则石家庄警察自行处理，对于出现的民事和刑事的司法案件，警察无权审理。当时“石庄现无司法机关，破获丹犯（即毒犯）即送获鹿县署”。凡需移送获鹿县案件，一般是乘火车移送，“均趁早车，送县审判”。由于石家庄与获鹿县城在地域上的隔离，送审案犯需要花费一定警力物力，所以，对司法案件完整的审理过程形成了某种障碍，致使司法部门间出现了不少利益的纠葛，所以一些案件在处理上大打折扣，警察机关对部分案犯有时干脆采取罚款放人的处理方式。正如获鹿县档案中有关涉及烟贩案件的材料所说，“查县属各警区，抓获烟案以石家庄区为最多，往往因烟贩自愿认罚，即不送案，仅以一呈声请判决了案”。
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成立后石门的司法地位超过获鹿
南京政府在名义上统一全国后，《中华民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将普通法院改为三级三审制，即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根据1928年河北省高等法院《关于法院改组及筹备事项》的规定，河北省高等法院设在天津，并分设北平和大名为高等法院两个分院，在天津、北平、保定、石门四地分设四个地方法院。在未设地方法院的县份暂设“承审处”，以承审员专理司法，县长办理检察事务。获鹿县属一等县，设承审员二人。此时，石家庄的司法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获鹿县。
据《石门指南》记载，石门地方法院院长是熊兆周，起初的院址设在煤市街租用的民房里，后又在阜康路兴建法院新舍，旧址房屋便改做了看守所。由于南京政府沿袭了北洋政府审检合署的体制，将检察机关附设于各级法院内。石门地方检察处也一并设在阜康路，首席检察官是陈国钧。
石门地方法院管辖范围，不仅有石门、休门、栗村的民事以及刑事的一审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还有正定、井陉、获鹿、元氏、灵寿、栾城、平山、行唐、晋县、赞皇、新乐、深县、武强、饶阳、安平、深泽、曲阳等20个县的二审诉讼案件。石门地方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有民事庭、刑事庭（且又分为合议庭、简易庭）、民事执行处、登记处。1934年石门地方法院共受理第一审刑事案件407件，受理二审刑事案件80件；1936年石门地方法院执行上年度未执行刑事案件2件，执行本年度应执行刑事案件71件；执行有期徒刑的65人，拘役6人。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修改后的《法院组织法》规定：“省或特别区域，各设高等法院。但其区域辽阔者，应设高等法院分院”。据此，河北省在石门、保定、唐山各增设了高等法院分院，于是，石门的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成立了。高等法院第五分院的管辖区域为石门、正定、获鹿、栾城、藁城、元氏、灵寿、平山、束鹿、深泽、安平、深县、阜平、饶阳、武强、井陉、行唐、晋县、赞皇、无极。此时石家庄不仅拥有了石门地方法院，还拥有了河北高等法院第五分院，不仅在司法地位上彻底超越了获鹿县，而且成为河北中南部地区名副其实的司法中心。
日伪时期石门法院设立迟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攻陷石家庄。石门地方法院和石门河北高等法院第五分院的人员大部分南下逃亡，其他少数人员各自隐避逃生，南京国民政府在石的法院消亡了。
1938年1月日伪政权的石门市公署筹建处成立后，本市诉讼案件暂由下设的警察局司法科监理。由石门警察局司法科暂时性兼办司法审理，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1939年2月开始，市公署筹备处处长马鹤俦，正式函请伪河北高等法院恢复石门法院或另筹设审判机关。河北高等法院因财政困难，无处筹措经费，于是将恢复石门法院的矛盾上交给华北临时政府。1939年5月4日，临时政府法部总长明确指令河北高等法院院长李栋，“该省旧有法院尚未恢复，各地方所有第一审民刑案件，统应暂由该管县公署受理”。按照这个指令，河北高院决定在恢复石门法院之前，石门所有民刑案件暂由获鹿县公署受理，于是又遴选加派了获鹿县的承审员，并制定了承审处暂行办事细则，石门司法审理就这样又重新回归到了获鹿县。
石门民刑案件交由获鹿县公署负责审理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源源不断。首先，审理部门与石门警察所对一些交叉事务多有推诿，致使许多案件无法及时处理，许多案件久拖不决。据《石门新指南》记载，“市内各街巷遇有冻毙及因病身死之尸体，获鹿县因经费关系不能派员，常用驻石办理，乃托警察所代为掩埋，但有可疑之尸体发生，仍须通知该县派员诣验也”。其次，石门民刑诉讼必须远赴获鹿讯理，而获鹿县仅有承审制度，实际上并不能应对所有案件。“况以隔属漠视，一案迁延动辄经年累月”，诉讼费用大为提高，“往往小康之家因是破产，无罪就死比比皆是”。再次，获鹿县公署经费有限，由该市移送犯人而无囚粮分配，致使看守所内羁押的案犯死亡甚多。
石门市公署正式成立后，依然五次三番向省高院提出恢复法院申请。1940年5月，石门市长蒋静轩还把函请高院早日恢复石门法院的函件刊登在了《河北日报》上，并提出在恢复地方法院之前，暂时在市公署附设承审处，审理本市一切民刑案件，“以稍苏民困”。但省高院对市公署设暂时承审处的提议未予置议，只答应在落实经费后，即可筹备恢复石门地方法院。然而恢复石门地方法院谈何容易，一是需要增设看守所，既无经费又无土地，难以实现；二是石门地方法院原址早已被日军水原部队占用，根本无法指望他们搬迁让出旧址恢复法院。恢复石门法院逐渐变为人们一种旷日持久的期待。
既然恢复法院无期，又不批准本市设置承审处，使得伪石门市几任市长都非常恼火。1941年8月28日，市长张格把这种缺失称为“地方病态”，他在给河北高等法院的信中说，“本市因无司法设备，坐视人民痛苦，束手无从挽救，伤心惨目笔墨难以形容。”他特别针对“该市不能兼理司法”，表示了强烈不满，“石门为普通市，系与一等县同等待遇，各县既皆监理司法，则市署附设承审，准情酌理似可并行不悖。”河北省高等法院看到旧址恢复法院无望之后，又迫于石门市公署的一再施压，便想通过租借民房方式恢复法院。因长时间无法找到适宜房源而未果，最后决定派员到石门勘觅新址重建。尽管在石门新划市区第一期建设项目中，规划出占地11513平方米的地方法院和看守所，但是，请华北临时政府财务总署借款建设的途经，使石门法院恢复依然停留在画饼充饥阶段，最终使恢复法院之举一退再退。直到1942年12月1日，经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任命才成立了石门高等法院。
光复后国民党恢复 河北省高等法院 第五分院和 石门法院
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于1945年11月迁驻北平，由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负责接收日伪司法机构。随之河北省高等法院石门第五分院和石门地方法院得以“复员”，法院地址设于本市兴华街15号。高院石门第五分院院长由孟继湘担任，首席检察官由焦沛树担任。石门地方法院院长由戴严担任，检察官由首席检察官由焦沛树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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